2018年11月25日,“海上安全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成功举行。研讨会由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与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协办,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系承办。来自国家海洋局、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上海环太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政法学院、中国太平洋学会、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和同济大学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主持开幕式。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代表同济大学致开幕词,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会议上发表了以“中国首届进博会与中美关系”为题的主旨演讲。
门洪华院长在致辞中对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高度评价本次会议的研讨主题。他指出,21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海洋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世界主要海洋国家将海洋权益视为核心利益所在,积极推行新一轮的海洋经济政策和战略调整。中国已经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体,对海洋资源和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度提高。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海洋权益,是中国发展之要、民生之需。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变化逐渐从量变接近质变的临界点,中美竞争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本次会议的主题选择既具有重要性,也具有及时性。
周汉民副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外贸的长足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惊诧,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依赖于海运,尤其是在资源、能源方面。因此,海上安全议题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南海安全和台海安全,也要关注贸易安全。他进一步指出,没有海上安全也就没有贸易安全,没有贸易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则没有国家安全。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之际,探讨海上安全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者就“中美关系趋势与海上安全”、“印太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域内外国家博弈与南海安全”以及“中美日关系与东海安全”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研讨会的第一场主题为“中美关系趋势与海上安全”,由夏立平教授主持,封长虹主任点评。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黄仁伟教授对当前中美关系总结了六个特点,一是经贸领域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二是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是中美竞争的新领域;三是中国在WTO的地位将是接下来中美斗争的焦点;四是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中美之间在未来存在战略摊牌的风险;五是特朗普政府与其他的美国政府不同,其存在不按规则出牌的特点;六是中国国内的决策层、智库、研究者在对美关系的发展和经贸领域的冲突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吴莼思报告的主题是中美关系走向及其对亚太安全秩序的影响。她强调,观察中美关系首先必须明确中美之间的竞争具有长期性,并非来自特朗普政府;其次,不能忽视美国外交背后的国内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下特朗普转移视线的需求,进而对外输出国内矛盾的影响;三是亚太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竞争舞台,不仅是中美竞争的舞台,还是霸权主义与多边主义竞争的舞台。在如何应对亚太地区的中美之争上,她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危机管控,另一方面要深化各领域的战略对话。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从中美关系的历史出发,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三个“十字路口”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现今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三个十字路口,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不可回避,全球化趋势下国内贫富差距、国际产业分工的矛盾显著加剧,中美战略文化上的差异日益鲜明。在如何应对中美关系困境的问题上,夏立平教授强调,一方面,必须深化改革,只有推进国内改革,才能利用外部矛盾破解自身发展困境;另一方面,要避免同美国进入“新冷战”。他认为,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企图维护和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与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该战略如果进一步充实,这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中美关系可能经历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这也将增加印太地区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体系自身具有“同盟困境”,印度仍是这一战略的弱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和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张耀报告的主题是美国对华海上军事挑战趋势以及中国应对。他认为,从美国对中国海上挑战发展的趋势看,海空军事优势是目前美国的主要优势和手段,以海空力量挑衅试图迫使中国战略退让、谋求战略利益将是美常态化行为;从美国国内外局势看,美国有可能为破解国内外困局而进行军事冒险;从地区环境上看,美利用盟友的投机心态鼓励其盟国卷入南海事务并力图重新挑起东盟国家与我国的争端。对此,中国一是要应坚守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周边海域稳定;二是要做到严阵以待,警惕与防止美军事冒险;三是针对美国盟国卷入南海事务的投机心态,中国可以奇正结合、拉压并举的策略应对之。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张芳副教授从军人视角就中美军事关系与海上安全进行了报告。首先,张芳对先前的发言者做出了两点回应,第一点关于印太战略的界定,她认为印太战略并没有成熟,需要注意的是,战略实施是互动的过程,不能从单方面进行评价。战略的成形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战略制定方根据战略合作方的反应不断进行试探和调整,最终趋于一个完整的战略。第二点关于军事问题研究,她认为,当研究问题涉及双方对抗主体,举证和立论的关键应该关注双方力量本身,引证时要注意论据的参考价值能否体现。在她的报告中,她认为海上安全是中美军事关系变化中最为敏感的晴雨表。2018年中美军事关系有下行趋势,但基本盘仍保持稳定。消极因素不断涌现,美国同新加坡、印度合作力度加大,和越南情报合作愈发密切,越南和菲律宾也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推行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总体上美国的冷战思维没有改变。张芳对于中美军事关系维度下的海上安全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点,海上不只是海上,安全不止是军事,周边不止是周边。第二点,要辩证地把握“机”和“隙”的关系。当前中美处于外交价值观交锋的关口,不应该随着美国学者的话语起舞,不应该轻易提出新冷战,从而进入到对方设置的议程中。其次,她提到战争的定义,即是其他一切手段都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最高发生阶段。战争不会轻易爆发,但是微小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不能忽视。第三点,坚持中国军事外交价值观,向周边传播稳定性。中国应该持续传递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概念,应该给外部周边国家带来稳定性与可预知性,而不是威胁性与不可知性。应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继续落实中国的外交价值观。第四点,提高军事影响力,军事话语权。中国要用自己的具体实际行动,例如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等来践行外交价值观。
对于以上观点,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封长虹认为中美军事关系具有敏感性,海上安全是中美军事关系的晴雨表,同时中美军事关系又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美关系更多以经济为基础,如果海上出现问题,中美关系将会倒退。对于黄仁伟教授的观点,他指出虽然其以机构名称的变化来说明美国印太战略在逐步实施,但是其从实质上来看还是亚太战略的延续,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对于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新冷战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要对冷战的形成有所准备,要考虑其发生的可能性和应对措施,要进行多方面的思考。
研讨会的第二场主题为“印太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封长虹清执行主任主持,上海环太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郭隆隆点评。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海洋法治研究会会长杨华从海洋法视角论述中国应如何进行海洋治理。他认为,海洋霸权由海权催生,主要表现为对海洋的支配性权力。然而,无论是过去的霸权治理模式,还是现存的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法治理模式,都体现出法律为霸权使用的特征和倾向。因此,我国应在总结海洋法权实践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海洋法权治理体系。以海洋法权理论为前提优化海洋争议处理模式、以海洋法权理论为基础完善中国海洋立法、以海洋法权理论为导向发挥软法作用、以海洋法权为纽带取得国际组织支持、以海洋法权理论为框架参与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创建,在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构建中树立话语权和主导权。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院兼职研究员王德华聚焦于美国“印太战略”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挑战。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有着明显的指向性,是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严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寻求公平协议,反对多边贸易和政府主导投资;二是加强与盟友及伙伴关系的制度化建设,着意强化“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作用;三是加强对印太地区的军事介入力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也有着自身局限。一是“规模过于宏大”和“目标过于高远”;二是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只顾及自身,无视他国正当利益,是一种完全自私的地区战略;三是特朗普政府全面优势的战略诉求和实用主义行事风格,或将逐渐削弱美国的领导力和引领力。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钟振明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特朗普印太战略及东盟的对冲战略选择。他认为,东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诉求以和平、合作、无核、互助、开放、发展、东盟主导等为基调的。这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在理念层面具有明显的矛盾。从实践层面来看,在大国竞争激烈的亚太国际政治舞台上,东盟一直在努力扮演着大国之间的平衡者角色,而不是完全遵循安全依赖美国、经济依赖中国的思路。东盟更多的是试图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权衡实现东盟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在大国地缘竞争和小国选边难题之下,东盟采取的是两面下注,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均不完全依赖中美任何一方的对冲战略。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主要论述了冰上丝绸之路与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冰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推动滨海国际运输走廊发展,共同开展北极航道开发和利用合作的倡议。王传兴教授认为当前“冰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从主体看,是双边性质的;但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属性,使得两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其中成为必然;从客体看,直接涉及到的都是非传统安全议题,但却不可避免地会间接涉及到传统安全议题。二是鉴于其实践性特点,尽管双边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会具有明显的双边层次特点,但与此同时,双边之间的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也具有跨机制建设的特点。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敏对比分析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治下的北极政策。她指出,奥巴马政府十分重视北极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注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待资源开发保持谨慎的态度;比较而言,特朗普政府完全颠覆了奥巴马时期的理念,不仅将资源开发、经济利益置于首位,更是将气候变化问题抛在脑后,不管不顾。对于连续的两届政府在相似的战略环境下却出现不同的北极政策或战略的原因,潘敏教授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其分析。她认为这是源于奥巴马与特朗普对北极地区的认知差异,包括对北极地区能为美国提供何种国家利益的认知差别,对美国的相对地位认知差别,以及对巩固美国北极地位的理念差别。
上海环太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郭隆隆指出,一带一路与海上安全问题紧密联系,“一路”的推进阻力重重。当前的印太战略不仅涉及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还涉及到中国未来安全。尽管地理上美国不在中国周边,但美国是中国的战略周边。尤其是在当前的局势下,美国作为中国战略周边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这不但关系到新时期中国能否实现外交目标,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的周边安全。
研讨会的第二场主题为域内外国家博弈与南海安全,由门洪华教授主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认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海上安全问题。这其中主要涉及军事活动争议与航行自由争议。对于美国军舰为什么要多次在南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他认为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法律层面来看,其行为的法律依据主要源于南海仲裁案的最终裁决内容。对于美国在南海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的性质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涉及了无害通过制度,其最为关键的是违反了最低限度遵守沿海国法律的国际法规定。中国的主张是外国军舰的经过中国领海必须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因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的,外国军舰的“航行自由行动”应受到限制。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教授从中美战略博弈角度出发,认为当前的亚太海洋安全呈现出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种局面。首先,就中美博弈的层次而言,中美在战略层面上虽然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始终保持着在战术层面的功能性合作;其次,就中美博弈的地理区位而言,中美在中国近海存在竞争,但在远洋则保持着合作;
第三,就中美博弈的问题领域而言,在传统安全领域存在竞争,但是在非传统领域则保持着合作。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状态,信强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均深知中美竞争越激烈,越是需要通过功能性的合作积累互信,努力防止和及时管控冲突,而这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邵育群从美国国内情况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一是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严重地冲击了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而这也是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整体调整的重要因素;二是美国政府的代际变化、专业人员的缺乏导致其外交专业化程度下降,主要体现就是当前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认知非常浅薄、庸俗,而这对中国预防危机、管理危机、处理危机都是巨大的挑战;三是新麦卡锡主义的上升,导致拥抱大熊猫的一群人不愿意讲话。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邱美荣副教授报告的主题是小国政治视角下南海争端的发展和管控。她认为,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呈现出脆弱性、敏感性和流动性等政治特征。小国可以通过逆转非对称的强制性、引入第三方、双边与多边机制、香格里拉会议等国际舆论平台、国际法与国际机制以及自身的实力建构来参与南海争端的管控。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海洋战略研究所所长胡志勇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的走向及其影响。他认为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外以“印太”为重点,积极调整海洋政策;对内积极提升海上力量能力建设,美国新海洋政策的不断完善对中国安全环境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地缘影响,这直接增加了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对此,他认为中国应继续强化岛礁建设,加大对现有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继续加强海上力量建设,努力实现由近海防御向远洋防御转型的战略目标。他还认为中国应继续把东盟和南亚地区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加快“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推进,深化务实合作,保持沟通,推动海上合作,共建互信,致力于实现南海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
研讨会的第四场主题是中美日关系与东海安全,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生键红主持,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点评。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张海文通过研究近年来的日本海洋基本计划,发现当前的计划与之前相比呈现出两个倾向:一是把海洋战略的调整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二是把海洋权益、海洋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中国在钓鱼岛实现常态化巡航之后)。此外,相较于日本在海洋战略方面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和详细的执行计划而言,中国当前的海洋战略、海洋计划、海洋法规缺乏相应的执行细则,而这也导致了中国许多海洋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就这方面而言,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完善自身的海洋制度和机制,使其更具操作性以支撑中国的海洋维权行动。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江新凤分享了其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几点看法。首先,她认为安倍是“印太战略”的积极推销者,日本也是最先明确把“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写进本国外交战略的国家;但在安倍访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之后,安倍在“印太战略”上的调子有所降低。其次,日本推动“印太战略”旨在统筹“两陆两洋”,两陆,即迅速发展的亚洲大陆与蕴含巨大潜力的非洲大陆;两洋,指自由开放的太平洋与印度洋。日本“印太战略”的目标就是统筹“两陆两洋”,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区域展开日本外交布局,在海洋安全、经济建设和地区秩序构筑中努力发挥主导作用。再次,日本推行“印太战略”意在牵制中国,提升日本的影响力。最后,“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并非零和关系,中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尽管在安全领域美日“印太战略”有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面,但在经济领域有许多共通之处。
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郁志荣从中日东海安全与危机管控层面分析了当前中日关系。他认为在中日关系转暖水面下却暗流涌动。中日关系转暖的表现主要有:首脑频繁接触、高官互访不断、海洋事务磋商领域扩大、中日海上合作更多务实;但危机依然存在:日本领海警备常态巡航、加强西南诸岛防卫、中日军舰海上对峙、台日关系异常举动、日本插足南海加码等。对此,中日之间一方面必须要保持渠道畅通,及时交流沟通严防误判;另一方面要加快中日海上合作步伐,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以实现合作共赢之目的。
上海海事大学学者谢茜通过概念和身份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分析日本亚洲海洋联盟的整体分析框架。她认为日本构筑亚洲海洋联盟的思考本质是基于日本的两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双重文化体系交汇,第二个矛盾是双重地缘交汇。在这两个矛盾之下日本呈现出来的战略思考方向是:陆地国家还是海洋国家,亚洲国家还是超越亚洲。上述思考构筑了安倍时期构筑亚洲海洋联盟的总体特征:在亚洲构筑含有海洋多国的安全网络。因而日本在亚洲构建以多个双边为基础的多维框架海洋联盟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交互考量。这个基本框架的第一步是牢固美日同盟,第二步是通过巩固亚洲东北海域的盟国、加强“美日澳印”四方战略对话机制和构筑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积极主动加强与价值观接近的东盟国家的双边关系和海上安全互动以及与南亚地区国家构建安全伙伴关系四个层次以实现美日核心之外实施对亚洲海洋国家的联合。
与会者经过不同观点的分享和激烈的讨论,对于本次研讨会所讨论的议题和内容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将会变得更加激烈,中国应提前做好准备;第二,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而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是中国应对印太战略的关键;第三,近期的中美贸易冲突、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与美国国内矛盾的变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
同时,本次研讨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一定分歧和争议,也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印太战略发展阶段的界定。关于“印太”倡议是否发展到战略阶段,是否处于概念阶段存在不同观点。第二,印太战略的性质。关于印太战略的形成逻辑与内在驱动因素的讨论存在分歧;第三,关于中美战略关系。中美关系是否走到历史转折点,2018年美国对华的战略调整是否完全不同于以往,以及战略态势变化这一现象背后的战略意图逻辑存在分歧。
会议总结暨闭幕式由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主持。在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夏立平教授总结到,与会者在四个议程的发言和讨论让我们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海上安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更加客观和深刻的认识。至于中美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现在还很难做出具体的判断,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包括中美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是不愿意看到中美进行“新冷战”的。当前的世界处于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而国际体系也处于转型之中。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也正是由于当前的世界处于大变局时代,所以对我们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也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实际上,越是处于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国际关系研究者的任务越是艰巨。
(祝宇雷、云新雷)